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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实践首先应当是中国法学所关注的问题。

因此，在现代性观念的推动下，现代法治的推广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某一阶层权力把持的推广，成为了一种具有特定利益驱动的意识形态的推广（有时这种权力把持和意识形态的推广和具体地缘的阶层利益有着联系）。众多的探讨"现代法治"的文本叙述几乎都是围绕"西方法治"而展开的。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巨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我赞同英国现代学者W·詹宁斯（Sir Ivor Jennings）提出的这个看法：法治必须具有分权之意。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大致相同的"现代性意识"："经济的发展是从自足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或者，与此相反，"经济的发展是从自由经济走向计划经济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法治"本身就是人们认识理解中的一类"现代性"的一部分。这就难怪有学者在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认为，"同前现代的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

此外，其所使用的经验方法也是"局部"的，正如其他任何经验方法一样难免是"片断"的，亦即不能涵盖所有的观察对象和相关制度，同时，经验方法在体验对象的时候又在人为地"影响"对象，以至于在"重新构建"对象的时候武断地"概括"对象。自然，在这里需要事先表明的是，在澄清和说明这样两个语词的时候，我将尽量尊重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两词的较为普遍的"大致含义指涉"。根据这一规定，控方可以更加深入指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和审判中认定犯罪成立，是不同的。

此外，案件涉及万元的债务纠纷，作为后来自杀的被告又是收入十分有限的农民，{9}于是，一名已经声称被胁迫写下借据而且经济十分有限的"被告"，怎么没有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即使这种可能在当时看来也许是不大的。其中直接运用了刑法学原理："按照刑法理论，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罪是指：如果行为人履行了义务，就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审理非重大疑难案件后直接作出判决，是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还有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法院裁判，比如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些判决。

[39] 有学者已经提到了类似问题，但是因为文章主题原因没有深入分析，参见前引苏力文，第17页。一般来说，法律论证与这里提到的论证资源联系更为紧密，与法律推理的其他大前提，比如道德、政策、习俗、惯例等，联系并不那么紧密。

[45] 有学者的确主张应该提倡法律论证的对话性、说服性，例子参见解兴权：《法律推理的涵义、性质及其功能》，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第10页。其二，23万损失与该法官职务行为没有必然联系。" 与Q1和Q2甚至Q3类似，对R31我们可以提出疑问（Q4）：为什么要提到"无论法院还是法官都不希望看到……"？R31的论证目标显然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问题"，也即"是否故意"，毕竟，控方辩方争论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存在过失"。检察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提起抗诉。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提出另外的疑问：为什么不能指出刑事诉讼法等所规定的相关取证的规定，来断定是不同的？公安机关所做的不正是依据相关的具体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明确规定或法律原则而运用法律原理进行论证，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适用后，一审法院尽力说明了自己适用《民法通则》而非《继承法》的理由。该法官的玩忽职守行为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的联系。其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在法律论证中运用经验常识而引发的不同分析思路的可能性，以及由于经验常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进而一旦退出经验常识的理由论证则是总会引发新的追问和疑惑的可能性，尤其在所涉及问题本身就是易争论的时候，比如"何为应当预见"。

谁能否定本文多次提到的"多样化"和"地方性"在动态的社会中完全可能带来新的"疑问招惹"、"话语纷争"？[37] 第二，即使针对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我们也是可以追究其中一个问题的。这起民事判决遂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前一种质疑是对法院法律适用的断定权力的质疑，后一种质疑是对法院追求"很有道理"行动的质疑。与此不同，法律裁判中的法律论证尤其是通过媒介或者"公开宣判"方式表达出来的法律论证，其阅读者相对来说总是数量可观的，不论认可者接受者，还是否定者拒绝者，都是颇为广泛的。

社会阅读者的角色复杂，以及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本文前面提到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的进一步的加入，尽管，在这种"多样化"和"地方性"不断加入的同时，也在出现着新的特定群体、场合、时间的"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其三，单纯的法律论证，因其清晰明确、难以质疑，从而几乎是最好、最有效的抵挡外部法律异议甚至"不予理解的抗议"的话语屏障，而且，因其能够不折不扣地表现法院是在 "依法裁判"，从而也是最佳的保持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的话语运作。我相信而且某些人也会同样相信，其中所提到的该法官和辩护人，以及二审法院里的某些法官当然包括审判委员会里的某些"重要法官"，对裁定书中法律论证的"充分"是没有意见的。退一步讲，纵然单纯的法律论证的优点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充分"的法律论证所包含的问题和益处（本文第六、七节提到的支持"充分"的观点所说的益处）是双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能仅仅因为后者的"问题可能"而去小心后者，从而赞同前者。在上面一节的叙述中，我已经例举式地提到了一些疑问，比如Q1、Q2、Q3和Q4。但是，究竟如何表达，本身是不重要的。

因为，原告不仅因借出钱款无法追回而有损失，而且身背"胁迫"的罪名，而且身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还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追查一番，"吃些苦头"，这对原告来说几乎是根本无法容忍的。法律论证对经验常识的运用是要保持警惕的。

"努力寻找"，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当然，其中枝节观点又包含了彼此相互支持、下枝节观点支持上枝节观点的关系。

仍以R22为例，如果对最高法院《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也即"经济犯罪"的意思有不同意见，那么，需要解释"经济犯罪"的含义。其结果是，引起的争论非常激烈。

二审法院提出的被本文标注为R（X）的理由陈述，几乎全部属于枝节观点的论证，其目标自然是指向"该法官玩忽职守罪不能成立"这一中心观点。[65] 参见王进："王海打假败走津门"，载《南方都市报》1998年8月27日。第一种结果是争议得到解决，于是，争议案件转变成了没有争议的案件，比如一方通过庭审、辩论或者阅读裁判理由发现自己是不对的，或者认为对方更有道理，从而承认、接受对方主张以及裁判结果。[56] 这样认识的文本例子参见中国学者王红岩：《判决书写作理由初探》，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07页。

但是，另外他者对此是可以提出对立意见的：为什么一定要预设"自杀者完全懂得或者应当懂得各种法律权利"，然后如此论证？这种"客观"要求就是合理的？恋爱双方一方自杀，另外一方不阻止，究竟是要求自杀者懂得自己的权利，还是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事实上，法院现在时常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开放结构"和"引发疑问"的存在，也是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可以宣称自己的充分法律论证是唯一正确的。

通过前者，我们只是发觉自己被带到了一个思路上，发觉"比较可信"，从而比较相信一个看法：因为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极端行为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因为流露极端行为情绪和倾向才有可能使人预见，所以，民事诉讼中应当预见极端行为是有基本前提的。经过开庭和调查，均无证据推翻原告的直接证据。

如果丙在提出"不论怎样甲都有权前往"这一规范判断之前对甲乙的事实之争作出事实真伪的判断和陈述，那么，甲就留给他人一个"多此一举"的印象。第二（R2），在庭审中该法官有不着制服等不规范的行为。

第二（R14），不能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便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因此要求该法官承担没有及时注意当事人动态并加以控制、避免当事人自杀后果发生的责任、否则就是玩忽职守的理由过于牵强。在二审中，某市检察机关提出如下法律论证：[12] 其一，该法官的行为属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极其不负责任的玩忽职守行为。主张运用法理的学术例子参见，杨立久：《民事再审判决书的论证内容及方法》，载《法学》1999年第6期，第30页。

"审查"可以是非常严厉的，甚至是摧毁精神和摧毁意志的，被告将因"诬告缘由"而面临制度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可能承担，如果纠纷解决转入简易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其他程序。之后公安机关介入，原告承认事实，这是民事诉讼中法官不可能做到的。

二审法院间接意思在于指出法律规定相互连贯的重要意义。应当认为，针对法院裁判的学术生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裁判结果，其二是裁判论说。

[24] 根据R32，好像如果该法官和原告有串谋，那么被告就可以或者应该为了鸣冤而自杀，或者，自杀就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有人也许认为，正如本文提到的内部监督以及职业内部瓦解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所以，要求"充分"的法律论证，要求充分陈述裁判理由，可以使法律共同体内部成员实现相互监督，从而防止不公正或腐败的出现。